史影 | 王健：河北大学辉煌的比较法史

      《坤舆全图》究竟如何在历经250多年风云变幻辗转为工商大学购得，细节目前尚不清楚。据记载，该图图例原系拉丁文，后来译成中文，故译名均来自拉丁文，图版系木质，刊印毕，另行着色。欧洲曾发现该图五六份，中国方面“实鲜见之也”。该图呈现，阐释了地圆说，介绍了经纬理法的地图学意义，明确了五大洲四至和大小西洋位置，并在制图方法上准确标识各国位置。在台湾东北方向大海位置上标注的“大青海”字样赫然醒目。总之该图对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所制地图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有助于推动中国正确认识世界和舆图绘制思想的进步。众所周知，16世纪以降，来华西人很大程度是借用西方技法绘制的地图叩开古老帝国大门的。耶稣会士在致力向中国传教的同时，客观上为东西方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打开了通道。当今中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藉此开展贯通晚近四百年的东西学术交流与研究，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么。

       二是中国史前文明与社科研究成就瞩目。一般印象中，天津“工商大学”或者“学院”这样的名称，人们一定会以为是某个普通应用技术性高校，实则不然。该校自创办时起，就一准法国高等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管理制度，以工业与商业两大传统实用科学为主干，以培养造就工程师和会计师为目标，课程设置侧重实用的基础知识和应用科学，一律必修，不设选修，培养学生不求急进，注重学一科会一科、学一科精一科。1933年学校向南京国民政府立案后，努力扩充科系，且在学校内外压力下，办学方向和课程设置也日益趋于中国化，增设国民党“党义”、社会学、中国近代史等课程，讲课规定一律用国语，以矫洋化之弊，以中国为对象素材的博物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也蓬勃开展起来。法国生物地质学家桑志华（Emile Licent）、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对华北和亚洲的人文、地理、地质、气象和动植物的野外科考和实证研究以及他们创办北疆博物院的工作，开创了中国史前文明研究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裴行化（H. Bernard）关于早期耶稣会在华传教与西方科学传入中国问题的研究，侯仁之、齐思和、孙家玉、刘迺仁、方豪等关于中国社会地理、历史、政治、教育等都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也包括田执中（Fr. Thery）关于中国法的研究和译介著述，这些都体现在当时极为活跃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各种学术期刊的编纂出版、图书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等方面。某种意义上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天津工商大学为平台开拓的自然博物考古和社会科学研究，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构建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所私立教会大学，天津工商当时的人文社科研究水平与取得的成就，完全可以跟当时的国立大学相媲美。今天我们正在积极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认真总结和挖掘这份难得的学术文化遗产，应当成为河北大学深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是比较法研究特色显著。1933年天津工商大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时，因不及三科的大学设置标准而被降为“学院”，这成为促使学校在工商两科之外扩展新科系的一个重要因素。1939年学校设置法律系，当年招收法律学生18人，这是河北大学历史上第一次开办法科。但不久即遭遇经济危机、欧战爆发、日寇制造“天津事变”，加之天津发生发生洪灾以及师资力量不足等原因，第二年报考法律系人数很少，成绩不佳，遂决定停办法律系，已招收的法律系学生转入学校商科各系。

这个事实也表明，河北大学办学史上法科并非完全空白。不仅如此，其实早在工商大学开办之初，商科专业的12门类课程中就设有“商法与民法或民商法”课目，授课时数为1-2年，每周2学时，其它如会计商算、财政学（银行、汇兑、银钱）、保险、商谈与商业公牍、商业实习等课程，也都与民商法专业学习有密切关系。学校还特别注意政治法律类文献资料的建设，令人惊讶的是，馆藏目录中竟有《红色中华》《新华日报》等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刊。

       值得注意的是，学校的民商法教学似乎从未中断，直到1951年津沽大学教师名录中仍能看到讲授财政法等法律课程教师的名字，如巴黎大学法学博士、讲授商事法、财政法规的沈晞教授，巴黎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讲授法律、历史、地理、财政法规的尹凤藻教授等。商科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法国人田执中（Fr. Thery，1891-？）是比利时鲁文大学商法博士，1926年到校讲授法律、财政学和经济学，他将当时中国大批最新的立法文件译成法文。

       据记载，1924年译出《保险法》，1929年译出《海商法》《公司法》和民律二草的亲属编、继承编，1931年至1933年又译出《土地法》《民事诉讼法》《民事调解法》《法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诉愿法》《南京最高法院的判决》（第5年度，1933年民事），1936年译出《26号法院裁判解释》（1929年2月至1935年1月，民事诉讼），1937年、1938年译出《中国法律裁判案-南京最高法院的裁判案》第七、八年度民事案。1939年和1941年他又分别写出两本有关中国民法的法文著作Elements de droit civil chinois（Premier fascicule: livre I du code Civil, principes genevanx）、Elements de droit civil chinois（livre II du code chinois Obligation）。

       大家知道，1930年代前后，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迅速制定颁布了主要法律。田执中对当时中国民商事立法的进展极为关注，将主要民商事法律及时译为法文并加以研究，这种研究意味着中国和法国法律的比较，当然具有比较法学的意义。尽管目前还缺乏证据证明，但我们可以推测，田执中的这些研究一定和当时在华的法国法学家宝道（Georges Padoux，1867-1960）（关于宝道的研究，请参见：朱明哲 | 中国近代法制变革与欧洲中心主义法律观——以宝道为切入点）和爱斯嘉拉（Jean Escarra，1884-1955）有着密切的关系。

       宝道1914年来华任北京政府审计院顾问，1919年任司法部顾问，1928年后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司法院和交通部顾问，熟谙中国国情，广泛参与了中国现代法典的编订，撰写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法的研究报告、立法建议和研究著作。

      爱斯嘉拉1921年来华，历任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顾问，1934年回国后任巴黎大学法学教授，1941年至1942年再次来华在重庆做联络工作。和宝道一样，爱斯嘉拉也著有大量中国法研究著作和有关中国社会的论文。

                                            （爱斯嘉拉像 。感谢朱明哲老师供图）

       河北大学百年校庆活动公告的标题，连缀有“法学学科招生四十周年”一语，讲得是河北大学1980年设法律系，1981年首次招收法学本科生的史实。不过这只是一个客观描述，校方既没有用“创办”概念，也未取“复办”概念。“创办”意味着从无到有、无中生有；“复办”则是恢复办理、重新开始。揆诸河北大学办学历程，从短暂正式开设法律系、民商法教学的长期存在以及中法比较法研究的一度活跃等情形来看，应该说这个描述显得有些保守和低调。河北大学对法科办学的判定，与其平实的客观描述，不如采取继往开来的态度，把1980年河北大学开设法律系，视作对先前法学学脉的恢复和接续，这样不仅有助于建立一种完整的校史观，把历史与现实统一起来，更有利于河北大学法科汲取传统的力量，再次出发和创新发展。

（2021年10月6日定稿）